1号配资激活创新“一池春水”——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观察和思考

在深圳光明科学城，科研人员正在调试实验设备。新华社发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在广东惠州建成，并投入试运行。新华社发

江西南昌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吸引超1500所高校参与，多家高校科创成果集中展示。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西北工业大学展出的仿生扑翼微型飞行器。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学生开展实验。资料图片

上海“大零号湾”硬科技企业数量

编者按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从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进行专章部署，到“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围绕于此的变革正渐次铺展。近日，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在北京、上海、西安、武汉等地走访调研发现：高校课程对接产业真需求，实验室与生产线直接联通，人才评价不唯论文，科技领军企业工程师进学校上讲台，工程硕博士研究生在解决真问题中完成学业……在一些试点地区，教育因科技而鲜活，科技因人才而腾飞，人才因教育而丰沛，进而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未来的基础研究人才，怎么培养？

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基础研究的后备力量正在茁壮成长。

学院推行一项新机制：支持新入职教师将科研方向中某个关键环节设计成学生可操作的实验项目。“一笔经费投下去，既支持了教师科研，又升级了教学资源。”院长蔡建明说。如今，200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成果光学频率梳实验、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成果纠缠光子对贝尔不等式的违背检验实验……都已进入本科生可亲手操作的实验清单。“这个实验是参照‘天琴计划’星载加速度计的相关技术设计的。我调出第一个信号时，感觉离引力波探测近了很多。”参与“加速度传感器实现与检测”实验的学生钟义强难掩兴奋。

“让学生‘坐得住冷板凳’是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最大的难题。”蔡建明坦言。为此，学院探索了另一个办法：设立本科生自主创新基地。在这里，本科生、研究生、青年教师、资深教授每周共同研讨课题。一名正在搭建量子纠缠验证实验装置的大三学生告诉调研组：“从设计到搭光路，再到写代码分析数据，全是自己干，这种自主感很利于科研探索。”学院还设立了本科生科研基金，学生可自主提出课题，申请的项目几乎都能获得资助。

他们何以担起国家重大需求重任？

神舟十五号与空间站交会对接那一刻，测控大厅里，孙斌紧盯着屏幕。看到数据平稳跳动，他长舒一口气。作为一名入职不久的博士，他何以承担如此重任？答案要去他的母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寻找。

孙斌毕业于该校空间科学与技术学院钱学森班。他回忆，在校期间导师要求每一份技术报告都要按发射任务标准撰写，标点错了都要重写。坐在测控大厅里，他才真正理解：“这是把‘零缺陷’融入学习和科研的每个环节。”

令孙斌印象最深的是包为民院士等航天总师们讲授的“航天金课”——没有大道理，只讲发射场遇到的故障和归零过程。“整整一下午，全场人员屏息凝神，认真倾听。”

“包院士每年多次回校，与青年教师对话，为人才培养校准方向。有位青年教师汇报科研项目，包院士听罢沉吟片刻，说道：‘做科研切忌急功近利，航天事业必须沉下心来深耕。’”该学院党委书记朱伟对此记忆犹新，为此，包院士还将“钱学森最高成就奖”奖金全额捐赠，设立探索基金，重点支持35岁以下青年人才投身“短期看不到效益、但长期国家需要”的研究。

“当院士的家国情怀、学校的人才培养、青年的科研攻关共融共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就有了具象化呈现。院士们用亲身历程告诉学生：投身国家航天事业，一切都值得。”朱伟说。

素有“总师摇篮”之称的西北工业大学，改革的着眼点则在另一处。改革的核心是，当国家急需攻克“卡脖子”难题，人才要第一时间顶上去！怎么做？答案是三个100%。

“论文选题100%来自大飞机、载人航天、深海探测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学生100%参与国防军工科研项目，100%赴国防科研单位实习实践。”该校电子信息学院党委副书记高敏介绍。

一位博士生参与设计的算法模块已应用于某型号装备。深度参与多项科研攻关，他深有感悟：“我敲代码不仅是为了毕业，更是为了保家卫国。”

第二课堂也成为连接课堂与实战的“焊接点”——多个型号的总师走进校园讲课，学校的重点实验室向学生开放，各类项目与竞赛也牵引着青年学子从学习知识走向锤炼能力。

“学生们的变化很明显，他们不再问这题考不考，而是追问哪些技术还有待突破，未来的布局有多紧迫。在西工大，将人才培养‘焊’进国家重大需求，每天都在进行着。”高敏说。

北京理工大学则将功夫下在把不同学科“拧”在一起上，人才在交叉融合的环境里解决问题。教育学院助理教授郑丽娜告诉调研组，2026年学校新增“具身智能”“碳中和科学与工程”“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并试点“教育学博士+人工智能硕士”双学位项目。主要是希望搞技术的人多懂点教育，做教育的人多懂点技术，遇到国家重大需求的时候，两边都能接得住。

真问题，到底在哪里？

“以往教育界‘从论文到论文’，产业界则更多模仿和追赶国外，两边分得很开。”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汪玉说，他观察到在芯片、6G、AI等国家急需领域存在“裂痕”，高校老师不知道产业卡在哪，产业人员没法把难题抽象成科学问题，“真问题”传不到能解决它的人手里。

为打通这条通道，清华电子系做了一个大胆的实验：设置四个虚拟班——人工智能+系统、集成电路、6G、光电子。从本科生中选拔学有余力的学生，配班主任和辅导员，定下规矩：企业出题，学生尝试解题。“这些学生不一样——他们面对的是真实产业场景里的‘硬骨头’，解决了，马上能用。”汪玉说。

在“无问芯穹”公司实习的实验班学生，解决了产业界长期头疼的难题，据此还写成了两篇论文。

上海交通大学同样有所突破。

由上海市科委、闵行区与上海交大共建的“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如今已汇聚硬科技企业4300余家，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交大系”。近年来，上海交大主动谋划并获批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科技成果专项改革试点，在此基础上出台“1+5+20”成果转化政策——全国首创成果转化完成人实施模式，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有效缓解了企业转化灵活性与学校收益持续性难以兼顾的难题。绳子解开后，释放出来的不只是科研成果，还有意外收获——学生们不再只待在象牙塔里，而是走进企业，直面产业痛点，迅速成长。

一位博士生在此实习时，客户提出“功耗再降20%，否则订单取消”。他和企业工程师连续攻关数月，终于找到技术突破路径。订单保住了，方案成了下一代产品的核心卖点。毕业时，三家企业向他发出录用邀约。“他还有一篇顶刊论文，但更重要的是有真实落地的产品。”上海交大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院长周永丰说。

作为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高校，上海交大探索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制度路径。学生可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系统设计方案、关键技术突破或重要技术发明等实践成果，作为申请学位的主要依据。这一制度设计，旨在推动工程硕博士研究生评价从单一的“论文导向”转向“实践创新与系统集成能力导向”，使聚焦工程技术难题、综合性能突出的创新实践成果，同样能够获得学位授予体系的公正评价与学术认可。

慢变量正在加速但仍有梗阻与掣肘

科技迭代是“快变量”，人才培养则是“慢变量”。调研组深切感受到：如今“慢变量”正在加速——通过真问题进课堂、项目制学习、成果转化反哺教学、重大科技任务“订单式”培养，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成长为国家战略需求的参与者。然而在实践中，教育、科技、人才的深度耦合仍面临以下梗阻：

一是管理体制仍存条块分割现象，聚焦一体发展的政策协同不足。教育、科技、人才分属不同主管部门，各领域工作目标存在差异，治理逻辑不尽相同，难免影响三者的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此外，在省级层面，北京市委率先整合设立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广东省印发《协同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但尚有一些省份未出台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实施意见”（含任务清单等）。

二是增量人才供给错配、存量人才潜能释放不足。人才是科技创新关键因素。我国教育规模和人才队伍体量优势明显，但科技人才结构性不足仍较突出，尤其是重大科研项目的领军人才、基础研究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尚不能完全匹配原始创新需要。部分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和培养模式调整不够及时，课程内容与行业主流技术、真实项目场景脱节。此外，受限于传统人事管理中编制、身份等因素制约，各类高层次人才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跨行业流动仍不够顺畅，存量人才潜能难以充分释放。

三是科教产教融合深度不足，创新链条衔接存在断点。高校实验室与企业生产线、科研议程与产业真问题、课堂教学与前沿技术应用之间仍有错配。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尚有堵点，2025年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10.1%。部分产学研合作停留在项目委托、技术转让等层面；从深层看，既有概念验证和中试熟化不足、专业转化队伍薄弱等问题，也有权属收益不清、尽职免责机制不够健全等约束。

四是评价激励体系在执行层面存在偏差，影响创新活力释放。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核心的人才评价导向已确立，但教育评价、科技评价、人才评价在执行层面未能同步和联动。实践中功利化、短视化倾向未能彻底扭转，以人才称号、学术头衔论英雄的惯性依然存在；学术派系和圈子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评价的公正性。与评价体系相配套的薪酬分配和激励机制也有待完善，影响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投身基础研究、长期攻关的积极性。

更大力度、更深层次一体统筹推进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一个在实践中因应调整完善的动态过程，重在“一体”，也难在“一体”。须瞄准影响和制约全面创新的卡点堵点，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统筹谋划、系统部署。加快形成横向协同、纵向贯通、整体联动的规划体系，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强化顶层设计与系统集成，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规划纵向贯通机制。健全高位统筹和跨部门协调机制，强化现有机制的统筹功能，实现战略、规划、政策、重大项目的统一决策和部署。压实地方党委政府主体责任，推广北京等地设立专门领导小组的经验，确保国家战略目标和任务部署在各地区规划中落实落地。构建一体化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定期评估各地、各部门及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协同效能，将评估结果作为完善政策、优化布局的重要依据。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形成协同高效、开放共享的创新生态。在“双一流”建设和学科评估中，将服务国家战略的实际贡献作为核心指标，并赋予更高权重。选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要素集聚区域，以及若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行业特色高校作为试点，赋予其更大的改革自主权。鼓励其在跨部门协调、人才评价与流动、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科研经费管理、校企深度融合等方面深化改革，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全国改革。

优化人才发展全链条生态，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在国家重大科研任务、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中，同步设定分层分类人才培养目标，实行平台、人才、项目一体化布局。完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的发现与支持机制，加强配套保障。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倾斜支持力度，提高其在国家重大项目中担任负责人、核心骨干的比例，设立专项长期稳定研究基金。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探索打破编制、身份限制，推行全员岗位管理。完善社保衔接、职称互认等配套政策，进一步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通道。鼓励通过“双聘”“兼聘”等方式，实现人才资源共享。加快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积极探索科教融合育人的新路径，培育更多拔尖创新人才。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和科研伦理建设，涵养风清气正的创新文化。

聚焦关键融合点，全域深化科教融汇与产教融合。建立紧密对接科技发展前沿和产业需求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常态化供需研判机制，打造“企业出题、高校领题、同题共答、联合判卷”的协同攻关新模式。围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造、量子信息等重要领域，超常规布局交叉学科，建设一批未来技术学院和高水平专业特色学院。大力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更新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全面深化工程硕博士研究生培养改革，推广“校企双导师制”，让学生深度参与企业研发项目。支持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共建共享实验室和实践基地。鼓励企业专家到高校任教、高校教师到企业兼职，打造“双师型”队伍。加大力度培育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支持高校设立科技商学院，建立健全其认证、激励与职业发展体系。完善成果转化政策，探索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建立市场化收益分配机制。强化概念验证、中试熟化等环节的公共平台建设，有效降低成果转化风险。

深化评价体系联动改革，在多维度评价中营造人才成长生态。加强教育、科技、人社等部门的协同，共同制定体现一体化导向的评价标准和框架。人才评价强化对实际贡献、团队引领、人才培养成效的考察，并将科技成果转化、解决产业关键技术问题等纳入评价指标体系。科技评价全面落实代表作评价、长周期考核，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等实行分类评价。教育评价强化对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教师育人成效的考核。加强信息共享和结果衔接，减少重复评价。探索建立“同行评议”与“市场检验”相结合的评价机制，成果价值最终依据创新实践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来评判。厘清失信追责与探索失败的边界，为真正的创新探索提供容错空间。

（作者：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调研组成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李秀坤、靳晓、杨中超、伍肖、郭桢；本报记者赵婧、詹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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